安博体育官网：父亲退休让我去顶岗弟弟想要这工作我让给他十年两人命运巨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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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88年秋天,父亲从钢厂下班回来,脱下那件沾满机油的蓝色工作服,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才开口:“厂里同意我病退了,可以让你们兄弟俩一个人顶岗进去。”

  母亲正在灶台边炒菜,听到这话立刻转过身:“那当然是让建军去!建国在印刷厂干得不是挺好的吗?”

  弟弟建军从里屋冲出来,眼睛都亮了:“爸,我早就想进钢厂了!你看隔壁王家老二,去年进厂,今年就说上媳妇了!”

  父亲看向我,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,大儿子二十三了,该成家了,钢厂的工资比印刷厂高一倍多。

  可还没等我说话,弟弟就摔了筷子:“我就知道,什么好事都轮不到我!你们就是偏心!”

  那天晚上,隔着薄薄的墙板,我听到父母吵了大半夜。母亲哭着说建军是她险些没命才生下来的,不能让小儿子被人看不起。

  父亲愣住了,眼圈一下子红了。他张了张嘴,半天才说出话来:“建国,你这孩子......”

  1988年的初秋,市钢厂门口的大标语还是“抓生产,保质量”。父亲陈大山在这个厂子干了三十年,从十八岁的学徒工熬到了锻压车间的老师傅。

  那天早上,父亲起得特别早。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咳嗽,一声接一声,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。

  “老毛病了。”父亲直起身子,脸色有些发白,“医生说我这腰椎间盘突出得病退,不然哪天瘫在车间就麻烦了。”

  我心里一紧。父亲今年才五十三岁,按说还能再干七年。但他这腰是真的不行了,去年冬天有一回直接晕倒在车间,是工友们把他抬到医务室的。

  “厂里的意思是,我可以办病退,让你们兄弟俩一个顶我的岗位。”父亲看着我,眼神里有期待,也有愧疚,“建国,你是老大,按理说这个名额该给你。钢厂一个月能拿七十多块,比你在印刷厂强多了。”

  我知道父亲说的都是实话。我现在在街道办的小印刷厂干临时工,一个月工资四十五块,还经常拖欠。钢厂是国企,铁饭碗,工资高,福利好,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去。

  不用说下去我也明白。建军初中毕业就在家待着,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。母亲为这事没少哭,说建军整天跟街上的小混混混在一起,再这样下去就废了。

  “我说让建军去钢厂。”我蹲下身,帮父亲揉了揉腿,“我在印刷厂虽然是临时工,但老板人不错,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。建军不一样,他在家待太久了,再不找个正经工作,真的会学坏。”

  “我是哥哥。”我站起来,笑了笑,“再说,我都二十三了,建军才二十,让他先稳定下来吧。”

  弟弟正在扒饭,听到这话手里的碗都停住了。他抬起头,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父亲,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兴奋。

  “太好了!”建军一下子站起来,碗都差点打翻,“我早就想进厂了!钢厂的工人多威风啊,走在街上都有人高看一眼!”

  建军敷衍地应了一声,眼睛里全是兴奋。他迫不及待地问父亲:“爸,我进厂能拿多少工资?能分房子吗?何时能转正?”

  父亲一个个回答他的问题,脸上也有了些笑容。只有我看见,父亲看向我的时候,眼神里满是愧疚。

  “拿着!”父亲少有地强硬,“你让了这个名额,爸心里过意不去。这钱不多,但你留着,以后说媳妇也能体面些。”

  我推辞不过,只好收下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两百块是父亲卖了家里那辆破自行车,又向工友借了一部分凑出来的。

  第二天,建军跟着父亲去了钢厂。回来的时候,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工作服,走路都带风。

  “哥,你看,这是厂里发的!还有这个工作证,多神气!”他在我面前晃来晃去,满脸得意。

  我只是笑笑,不做解释。印刷厂的老王师傅私下里跟我说:“小陈,你心太软了。不过也好,你这人踏实肯干,在哪都能混口饭吃。”

  那时候的我以为,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选择,不过是把一个铁饭碗让给了弟弟。我不知道,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我们兄弟俩的人生轨迹。

  建军进钢厂后,家里的气氛明显变好了。母亲逢人就说小儿子有出息了,在国企上班,一个月七十多块工资。

  那是1989年春节前,我去钢厂找父亲拿点东西,碰巧看见建军和几个工友躲在车间后面抽烟。那时候是上班时间,车间里机器轰鸣,他们却悠闲地蹲在墙角聊天。

  他转过头,看见是我,脸上闪过一丝尴尬,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:“哥,你怎么来了?”

  我皱了皱眉,想说什么,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毕竟那是他的工作,我一个外人不好多说。

  后来听父亲说,建军在车间里干活挺马虎的,经常被师傅骂。但他脸皮厚,骂过就忘,照样我行我素。

  不过建军有一点好,就是嘴甜会哄人。他给车间主任买烟,给师傅们送土特产,很快就在厂里混得开了。虽然活干得不怎么样,但人缘还不错。

  1989年秋天,建军托人介绍认识了纺织厂的一个姑娘,叫小芳。姑娘长得一般,但看中了钢厂工人的身份,两人相处了三个月就谈婚论嫁了。

  母亲高兴坏了,逢人就说小儿子要娶媳妇了。她把家里的存款都拿出来,又找亲戚借了点,给建军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。

  婚礼那天,我包了二十块钱的红包。建军接过红包,随口说了句“谢谢哥”,就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

  小芳倒是个精明人。婚后她把建军的工资都收着,一分钱都不让他乱花。建军开始还不习惯,后来也就认了。反正厂里包吃,每个月发粮票油票,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

  1989年冬天,印刷厂接了个大单子,要印一批产品说明书。老板承诺谁能按时按质达成目标,就发双倍工资。

  我主动加班,每天晚上都在厂里干到深夜。那时候印刷技术还很落后,全靠手工操作。我琢磨着怎么提高效率,把印刷机的一些零件改装了一下,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倍。

  老板很满意,不但给了我双倍工资,还让我当了小组长。虽然工资还是不如钢厂,但我心里挺高兴的,感觉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。

  她在隔壁一个小化工厂上班,住在我家对门。有一回我下班回来,看见她蹲在门口哭。我上前问了一句,她说钥匙丢了,进不了家门。

  我帮她把锁撬开了,她红着眼睛说谢谢,还请我吃了顿饭。就这样,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

  李梅是个实在姑娘,不嫌我工资低,也不嫌我家里条件差。1990年春天,我们在筒子楼里办了婚礼,没请乐队,没摆酒席,只是两家人吃了顿饭。

  新房是父亲单位分的老房子,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,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,就放不下别的东西了。但我和李梅都觉得很满足,每天下班后两个人挤在小屋里说说话,日子过得很踏实。

  1991年秋天,儿子出生了。我给他起名叫陈晨,希望他的人生像早晨的太阳,充满希望。

  孩子出生后,开销一下子大了。李梅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块,我的工资涨到了五十多块,两个人加起来勉强够用。但孩子要吃奶粉,要买尿布,还要攒钱打疫苗,我们手头经常紧巴巴的。

  有一天晚上,李梅抱着孩子哭了。她说孩子发烧了,去医院看病要十块钱,可家里只剩下八块钱了。

  那晚我去找了印刷厂的老板,求他预支了二十块钱工资。老板是个好心人,不但预支了工资,还多给了五块钱,让我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

  我开始琢磨怎么增加收入。白天在厂里上班,晚上回到家里,我就给街上的小商店刻蜡纸、印广告单。一晚上能挣三五块钱,虽然累,但看着一点点攒起来的钱,心里很踏实。

  有一回,一个小饭馆的老板找到我,说想印一批菜单,问我能不能干。我想了想,说能试试。我去旧货市场淘了一台破油印机,修修补补能用,就在家里接起了私活。

  李梅帮我打下手,晚上孩子睡了,我们就在小屋里印菜单、印传单。房间里都是油墨味,但我们干得很起劲。

  慢慢地,找我印东西的人慢慢地多。小饭馆要印菜单,小商店要印促销单,甚至有人找我印名片。我的手艺越来越熟练,做出来的东西也慢慢变得好看。

  1992年春天,南方传来消息,说很多人都下海经商,赚了大钱。印刷厂的效益开始不好,三个月没发工资了。

  有一天,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,苦着脸说:“小陈,厂里实在撑不住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另谋出路?”

  我向父亲借了两百块,又找朋友凑了六百块,买了一台二手的小型印刷机。我在家门口搭了个棚子,挂上一块木板,上面写着“陈氏印刷”,算是开张了。

  开张的头几个月,生意冷清得很。有时候一整天都没一个客人,我就坐在棚子里发呆。李梅看在眼里,心疼地说:“要不咱们关了吧,你再找个单位上班?”

  那是1992年的夏天,一个开饭店的老板找到我,说要印五千份菜单,问我能不能做。我咬咬牙,说能做,但要先付一半定金。

  老板犹豫了一下,还是给了我一百块定金。我拿着这一百块,连夜去买纸买油墨,一个人在棚子里干了三天三夜,终于把五千份菜单印出来了。

  老板很满意,付了全款,还介绍了几个朋友来找我印东西。就这样,我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。

  我从最开始的摆摊,到租了一间临街门面,再到买了两台新机器,雇了三个工人。给饭店印菜单,给商场印促销海报,给个体户印名片,虽然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但每个月都能挣三四百块钱。

  李梅辞了化工厂的工作,专门帮我管账、接活。她比我更精明,知道哪些客户能赊账,哪些必须现结。有了她帮忙,我省心多了。

  1995年春节前,我们攒够钱在新建的居民楼买了一套两室一厅。搬家那天,李梅站在新房子里,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
  我搂着她的肩膀,心里也很激动。从十二平米的小屋到两室一厅,这条路我们走了五年。

  儿子陈晨上小学了,成绩很好,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。我把他的奖状都贴在墙上,看着那些红艳艳的纸,心里很自豪。

  这期间,我回娘家的次数不多。不是不想回去,而是太忙了。偶尔回去一趟,也只是匆匆吃顿饭就走。

  建军的日子看起来还不错。他和小芳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,1993年有了女儿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。每个月工资按时发,虽然不多,但也饿不着。

  “哥,听说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好几百块?”他眼睛红红的,“我在钢厂干了六年,工资才涨到一百出头。早知道当初我也下海算了。”

  小芳在旁边掐了他一把:“瞎说什么呢!钢厂的铁饭碗多少人羡慕,你还不知足?”

  “铁饭碗能当饭吃啊?”建军不满地说,“你看现在物价涨得多快,我这点工资够干什么的?”

  母亲赶紧打圆场:“都别说了,建军你喝多了。建国生意做得好,我们应高兴才对。”

  那顿饭吃得有些尴尬。临走的时候,我塞给建军两百块钱:“拿着,给侄女买点东西。”

  1995年开始,钢厂的效益越来越差。工资经常拖欠,有时候一拖就是两三个月。建军开始频繁地向我借钱,每次都说是应急,下个月发工资就还。

  我也不好拒绝,每次都给他。李梅有些不高兴,私下里跟我说:“建国,你弟弟借钱都不打欠条,你就不怕他不还?”

  1996年,我的印刷店进了一台彩印机。这台机器花了两万多块,是我东拼西凑借来的。但有了这台机器,我就能接更大的单子了。

  我开始给广告公司做宣传册,给企业做产品手册,利润比以前高多了。那一年,我挣了三万多块,在当时算是很了不得的数字了。

  邻居们见了我,都竖起大拇指:“小陈啊,你可真有本事!当初让你弟弟顶岗,没想到你自己干得更好!”

  每次听到这话,我心里都有些复杂。我不知道建军听到这些话会怎么想,但我可以感觉到,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了。

  1997年春天,印刷厂正式倒闭了。老板找到我,苦笑着说:“小陈,你当初走得对。我这个厂子,最后还是没撑住。”

  那时候的我已经有了三个工人,每天订单都接不完。我从一个临时工,变成了一个小老板。虽然挣的钱还不算多,但日子过得很踏实。

  我听父亲说,厂里开始裁员分流,很多老工人都拿了的钱回家了。车间主任找过建军,暗示他可以拿几万块钱,自己另谋出路。

  建军犹豫了很久,最后还是选留下。他跟我说:“哥,我也想学你出来单干,但我不像你有手艺。再说,我也没那个胆子。钢厂再不好,起码饿不死人。”

  “你弟在厂里出事了,现在在医院!”母亲已经哭得说不清话了,“你快来,快来啊!”

  我扔下手里的活,骑着摩托车就往医院赶。一路上,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建军到底出了什么事?严不严重?

  到了医院,我在急诊室外面看见了父亲和母亲。母亲坐在椅子上哭,父亲站在旁边,脸色铁青。

  我推开急诊室的门,看见建军躺在病床上,脸色惨白,额头上全是汗。他的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,血已经渗出来了。

  小芳坐在床边,眼睛哭得红肿。看见我进来,她站起来,声音都哑了:“大哥,你可来了......”

  原来,那天厂里为了赶一批紧急订单,车间主任要求加班加点。建军操作的锻压机已经用了二十多年,早就该报废了,但厂里没钱换新的,只能将就着用。

  下午三点多,机器突然发出异响。建军还没反应过来,锻压机的压板就砸了下来,把他的右手夹在了里面。

  工友们赶紧停机,把他送到医院。医生说,右手的三根手指保不住了,必须截肢。

  手术做了三个小时。建军被推出来的时候,右手只剩下大拇指和食指了。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都没了。

  医生说,这种工伤应该由厂里负责赔偿。但厂里的态度很强硬,说是建军违规操作,只愿意赔偿两万块钱。

  建军在病床上崩溃了。他哭着说:“我完了,我以后还怎么干活?我一个残疾人,谁还会要我?”

  小芳也哭得不行:“大哥,你得帮帮我们啊!厂里太欺负人了,这怎么能是违规操作呢?那台机器本来就有问题!”

  我看着建军,想起十年前那个争着要进钢厂的年轻人。那时候他眼睛里全是兴奋和期待,觉得进了钢厂就是铁饭碗,一辈子不愁了。

  接下来的几天,我在医院和钢厂之间跑来跑去。我找车间主任,找厂长,找工会,一遍遍地陈述事实,要求增加赔偿。

  “小陈,不是我不想帮你弟弟。厂里现在真的很困难,效益不好,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两万块已经是我们能拿出的极限了。”

  “可是我弟弟失去了三根手指啊!”我压着火气,“他以后还怎么生活?就给两万块,打发叫花子吗?”

  我又去了劳动局,跑了一圈下来,最后的结果是:厂里同意赔偿五万块,另外给建军办理病退,每个月可以领两百多块的退休金。

  小芳跟在后面,红着眼睛说:“大哥,这五万块我们想拿来做点小生意。你在外面见得多,你说做什么好?”